1月17日的北京很冷。寒风挟着肃杀之气敲打着我的面庞，冷痛之感驱走了梦意。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九点一刻，人已经来了不少。我按着指点放好花圈，然后，不由得怯怯地回望了一眼，老人静卧在鲜花松柏之中，像一座山。
去年秋天，邓广铭先生在友谊医院住院，我去探望时他还记得两年前我曾去北大拜访过。可是他躺在病床上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心头震颤，他说：“上次见面是在家里，这次是在医院，下次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人间。”此言果成谶语。短短三个月，邓先生与我们就阴阳两界了。老人当时平躺，头略向右侧，伸着手清清楚楚地说的那句话，那姿势那眼神，我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1995年3月，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，我去北大拜访了邓先生。当时我刚刚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读到红娟写的邓先生的“人物故事”，叫做“严楔其学，苍柏其人”。此前，更因为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读到过邓先生关于出版《四库全书》存目之书的文章，而对邓先生极怀景仰之情。那天老先生谈兴极好，从下午四点一直聊到八九点钟，中间老先生用餐，我自己去楼下的小餐馆糊弄点儿吃的。老人爱怀旧，所以那天谈的也多是三四十年代的旧事，包括他与周作人的交往，还有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处理学生运动的态度，当然也不免又谈到《四库全书》存目之书的事情。但不论往事时事，邓先生都谈得清楚明确，并无暧昧之语。那天我手头没有带录音机和笔记本，只好在一份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猛记。那天还有一大收获，是得了一本邓先生签名的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。两个月后，我给邓先生送去一本刚出的《读书》杂志，又长谈了一次。
去年那次，邓先生在病榻上也送我一本书，是最新出版的《邓广铭治史丛稿》。老先生起坐很不方便。支好小桌子、摆好书之后，老人握着笔又写不成字，因为手抖得厉害，他女儿握着他的手也不行。他写得那么吃力，像个刚会写字的儿童。中间停下来歇一歇的时候，他抬起头望着我们笑笑。十来个字足足写了一刻钟，而且笔画弯曲，字不成形。托我带给另一位教授的书，干脆由我代笔写好题词，邓先生只签个名。那天是10月9日，星期四。那天，我亲眼看到一位九十高龄的学者从容地、极慢而又极快地走向生命的终点。
当年，邓先生的《〈宋史·职官志〉考正》发表，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云：“《宋史》一书，于诸正史中，卷帙最为繁多，数百年来，真能熟读之者，实无几人。更何论探索其根据，比较其同异，藉为改创之资乎？邓恭三先生广铭，夙治宋史，欲著《宋史校正》一书，先以《宋史职官志考正》一篇，刊布于世。其用力之勤，持论之慎，并世治宋史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寅恪前居旧京时，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，深服其精博，愿得一见为幸。”“是其神思之缜密，志愿之果毅，逾越等伦（指此《考正》）。他日新宋学之建立，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，可以无疑也。”
时隔半个多世纪的现在，我们却正在告别。
在这本《邓广铭治史丛稿》的自序中，邓先生引述章学诚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追求，即所作撰述，力求“抒一独得之见，标一法外之意”，而绝不“奄然媚世为乡愿”。在《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》、《读〈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〉书后》，以及《〈辨奸论〉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》等文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邓先生不苟且，不暧昧的学术品格，对历史负责的学术精神，以及实事求是、从善如流的大家风范。也正如邓先生所言，他即使是写通常被看做酬世之作的序文，也不敷衍塞责，而是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严肃认真地对待。现在，既有“独断之学”、“考索之功”，又有学术良知如邓先生者大概越来越少了。这样一批各学科领域的开创者和顶尖人物的渐次退场，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种有形的损失，还更象征着一种精神的告别。这不能不使后辈学人的内心感到空虚。
当我们鞠躬向一位九十高龄的学者告别的时候，他也带着某种也许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具备的东西在向我们告别。从此以后，有些问题必须我们自己解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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